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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挹兰：与李大钊一同赴死的女英烈

信息来源：新湖南客户端发布日期：2019/10/25

她是一位饱受封建社会裹脚、禁读摧残的弱女子，却也是一位为革命决然赴死的女英雄。

1927年4月28日，株洲女子张挹兰和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90年过去，当我们再次掀起历史的尘埃，依然对这位年轻美丽的女人充满敬佩和怀念。

张挹兰，1893年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她原名兰秀，含有“拦住”、不许再生女孩子的意思，后来自己改名为张挹兰。她在同辈中年龄最大，还有三弟二妹。

张挹兰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被剥夺了上学读书的权利。聪明好学的张挹兰对这种不平等待遇深恶痛绝。祖父在她的百般要求下，就在私塾放学后教她读书。后来，因祖母坚决反对，祖父也就不再继续教小挹兰。以后，张挹兰就偷偷自学，最终学会了写字。祖父去世时，她10岁刚出头，却已经能借助字典，阅读较深的古文了。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张挹兰成了一个能写会算的姑娘，大家都称她是个“女秀才”。在张挹兰十七八岁的时候，她由家庭包办，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姓龙的农民。由于她的丈夫是个忠厚善良的人，婚后生活还算和谐。

1915年春天，当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张挹兰心爱的儿子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突然丧子，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排解心中的悲痛，她离开龙家到县城女子小学去读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废除科举，提倡新学，在新办的“洋学堂”里，张挹兰开始接受了科学知识，开阔了眼界。她在县立小学只住读了一年，便被龙家的亲戚请去当家庭教师。张挹兰对教学认真负责，成绩显著，远近闻名，来她这里就读的学生与日俱增。

二

五四运动前夕，受新潮流的影响，张挹兰探求知识的欲望更加强烈。她向龙家提出到北京求学深造的要求，得到了龙家长辈的支持，由龙氏族祠提供给张挹兰每年150元的学费。1919年秋，她离开湖南到北京上学，开始走上了新的道路。

一开始，张挹兰在北京一家私立补习学校学习。她的生活艰苦朴素，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在同学中与众不同，但她却满不在乎。经过半年多的补习，张挹兰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住校攻读了一年。当时，五四运动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当中有很大影响。不久，张挹兰妹夫的堂妹李欣淑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从长沙逃婚来到北京。李欣淑是湖南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向张挹兰介绍了在长沙发动学潮、同军阀政府斗争的情况，张挹兰听了异常激动，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

1922年，张挹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为了维持学业，她半工半读，当过家庭教师，做过抄写工作。在北大预科学习期间，她给支持她来京升学的一位龙家长辈用白话文写信，并写白话诗给他祝寿。这位守旧的老夫子大为震怒，龙氏族祠给张挹兰的学费也因此被取消了。后来，张挹兰因成绩优异，获得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捐助的每月15元的奖学金，这才渡过了难关。

1924年北大预科毕业后，她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

三

1925年4月，张挹兰加入“中山主义实践社”并参加国民党，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理事。“中山主义实践社”是一个国民党左派势力较大的革命团体，它明确提出了实践新的三民主义、奉行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运动等主张。这是张挹兰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这时候她已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教育救国和妇女解放的理想，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单凭个人奋斗是不会成功的。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的领导机关转入地下。为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工作，3月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由翠花胡同8号搬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办公。4月，北京特别市党部再次进行改组，张挹兰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决定在北京办一个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和一所职业学校缦云女校，作为妇女运动的阵地。1926年9月，张挹兰担任《妇女之友》主编，由共产党指派韩桂琴担任副主编。妇女之友社和缦云女校在西城报子街49号。这个地方不大，是由两进四合院组成，前院是缦云女校，有四五十个学生在东西房上课。后院是妇女之友社，妇女工作的联络、集会等也在后院，北京各大院校的女生常到这里来活动。

《妇女之友》从1926年9月创刊，直到1927年4月李大钊、郭隆真、张挹兰等被捕，缦云女校被查封，才被迫停刊，先后发行12期。中共通过《妇女之友》这块园地，唤起了在黑暗中呻吟挣扎、忍受痛苦的妇女，使她们从沉寂中觉醒，团结起来，有组织、有领导地用集体力量，冲破一切黑暗，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张挹兰除了担负繁重的走访、组稿、审稿任务外，还亲自撰稿，论述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其中，她写的《妇女运动述略》一文，被刊于《妇女之友》第八期，《新妇女的使命》刊于第九期。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张挹兰对妇女运动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她说：我们妇女“所处的环境是受二重压迫的，一方面受列强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压迫。第一种压迫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种压迫是我们女子独有的”。基于中国妇女所处的这种受双重压迫的环境，她认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使命必须做双重的努力，这就是“一方面努力求国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要求得国家和妇女自身的解放，一方面要“认清自己是国民的一分子，应当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救国运动”,“和全体国民团结起来，把国内的恶势力铲除，建设一种健全的政府，以抵抗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要“认清自己没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虫生活的人生，是人类的无上耻辱，应当和全体女同胞团结起来，把这种万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铲除净尽，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解放国家、解放自己的革命行列，她针对当时流行于女知识界的那种“自家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求得自己物质生活上的安全和满足”等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明这些想法是“狭隘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1926年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刘清扬主持了一次妇女群众的集会，会上公演了话剧《复活》。刘清扬讲了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在封建压迫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和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道理，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张挹兰也积极参加了《复活》的演出。

刘清扬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她很器重张挹兰，曾把张挹兰的情况向李大钊反映过，建议吸收她入党。李大钊则说，应该让她再经受一番考验。张挹兰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废寝忘食，日夜奋战。由于工作太紧张，用脑过度，食欲日益减退，她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更加消瘦了。极度的劳累，引起了严重的便秘，身边的人常劝她休息，找医生看看病，她却置之不理，还是经常夜里工作到很晚，有时通宵达旦，稍睡一两小时后，又提起一个布口袋出去了。

1927年3月，刘清扬奉调到武汉国民政府工作，张挹兰又接任了妇女部长的职务。她因重任在肩，早已不能到北大上课，成了一个挂名的学生。

四

1927年春，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彻底“剿灭”北京地区的革命力量，采取跟踪盯梢，派遣密探打入内部及收买叛徒等卑鄙手段，侦察和搜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及其革命活动的情况。并于4月初下令，调动大批便衣侦探以及武装警察，在北京进行空前的大搜捕。

张作霖公开大逮捕之前，有人得知敌人开列了黑名单，张挹兰榜上有名。组织上得到消息后，曾设法通知张挹兰，让她做好应变的准备。当时也有些朋友关心张挹兰的安全，劝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她一面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一面仍然沉着地夜以继日地坚守战斗岗位。

1927年4月6日前的一个清晨，张挹兰还没有起床，一伙便衣侦探突然闯进家门。当她从睡梦中被叫醒以后，就发现自己已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她镇定自若，毫不惊慌。据张挹兰家里人回忆，敌人闯进家里后，最初她声称“还没穿好衣服”，叫那些鹰犬在外面等候。待她从卧室出来，打开堂屋门时，就被警探押上囚车，送到警察厅拘押起来。敌人在逮捕张挹兰的同时，在她的居室大肆搜查，把她的小柜和书桌抽屉里的东西全部抄走了。后来，据刘清扬回忆，张挹兰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职务后，工作非常积极，但因经验不足，缺乏警惕，未将工作计划等文件收藏好，被敌人从她的枕头底下搜出，成了给她定罪的物证。

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大革命风暴洗礼下成长起来的张挹兰，经过20多天监狱生活的磨炼，对人生的意义认识得更加深刻，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她决心为革命而死。所以，尽管敌人对她进行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却丝毫也改变不了她的革命信念，动摇不了她对革命同志的忠贞。20多天中，敌人屡经审讯逼供，她没吐露半点机密，没有使任何同志受到连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急忙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共产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月28日上午10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李大钊、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立即处以死刑。当天下午，他们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以绞刑。张挹兰是20位殉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个。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绞刑执行过程中，在死神的威胁面前，张挹兰毫无惧色，视死如归。

关于她当时是怎样英勇地走向刑场的情景，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追述道：“4月28日，张挹兰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顺天时报》记载：“……第三辆车为女犯张挹兰及邓文辉同坐，下车时张挹兰面现喜色，昂首挺胸而入……”敌人为了做反动宣传，在执行绞刑之前，给每个被害者都拍了照。从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临危不惧的英雄。她的姿态安详，坚定刚毅，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敌人充满了仇恨和蔑视，对革命的胜利流露出无限的信心。

整合自株洲晚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